当“厚载之记”朱红方印赫然跃入眼帘，如时光封印一般，瞬间引人凝神注目。
这是明初内府精刻本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——仁孝皇后徐氏的心血凝铸，更是明朝宫廷刻书的艺术珍品。其蓝绫包背装原貌历经六百余年风雨，依然散发着内府精工特有的端严气韵，版式密丽如星罗棋布，字迹清晰锐利，无声述说着永乐年间宫廷刻书的至高规格。
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书影沪深投
此书背后，是一位传奇女子波澜壮阔的一生。徐皇后，开国元勋徐达之女，自幼便有“女诸生”美誉，博览群书，过目不忘。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册封为燕王妃，靖难之役的烽火岁月中，她以非凡的胆识与丈夫朱棣并肩作战，在朱棣率军南下、北京城防岌岌可危之际，她与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，调度有方，稳定人心。其智勇双全，堪称历代贤后之典范。
展开剩余76%明成祖仁孝皇后像
明成祖朱棣像
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，这位文治武功兼备的徐皇后，在政务繁剧之余，以“举言以提其要，因事以著其实”为体例，博采儒、释、道三教圣贤劝善惩恶之言，编纂成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》。书中先罗列三教经典语句，以引言串联，随后附上历代传记中的善恶感应故事，并标注“感应”，使二者相互呼应。她采选群籍如《法苑珠林》《太平广记》《夷坚志》等，以直观的方式向世人传递“善恶之报，理有必然”的因果观念。
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书影
这种三教劝善思想的融合并非孤立现象，在明清小说中也颇有所体现，如《红楼梦》里疯和尚与疯道人结伴而行，便是三教并行的一种写照。这反映了当时三教并行的社会现象，也表明徐皇后希望通过融合三教的智慧，引导世人向善。
这部凝聚着母亲智慧与期许的书卷，最初只颁赐给她亲生的三位皇子：皇太子朱高炽、汉王朱高煦、赵王朱高燧。她在子女教育上倾注心血，既严且慈。朱高燧在后序中回忆，言行稍有失当，母亲便严词训导：“自古圣贤何尝如此？”；而当儿子离京归藩，母亲眼中含泪的离别场景，又令朱高燧悲泣不已。她曾向明成祖朱棣进言：“太子国家根本，诸王藩屏所寄”，要“简老成端正之士”辅之，此言深得朱棣的赞同。她期待以这部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》作为滋养皇子们德行的源泉。
永乐五年（1407年），徐皇后溘然长逝。痛失爱侣的朱棣，为了纪念她，命皇太子主持将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》大量刊印，颁赐群臣及各地府、县学，并郑重将其收入囊括古今的《永乐大典》之中。然而即便在朝廷大力推动之下，此内府初刻原本存世仍属凤毛麟角。
《永乐大典》书影
首都图书馆所藏的这本为内府精刻，版式密丽，仍保留着蓝绫包背装原貌，卷端钤有皇后玺印“厚载之记”，彰显了其不凡的出身，其珍稀性不言而喻。
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中的“厚载之记”钤印
此书在明代版式谱系中占据着独特坐标。它不仅是宫廷刻书（内府本）的杰出代表，其刊行之后，更催生了藩王府、书坊乃至私人书斋的各类仿刻。明朝藩王刻书之盛，实与朝廷“推恩令”政策息息相关——为防宗室觊觎皇权（朱棣本人正是藩王夺位），朝廷以丰厚物质条件鼓励藩王发展文艺乐趣。晋藩、蜀藩等刻书精良，形成了“藩刻本”这一重要门类；而私人刻本则多为家塾课本，承载着家族教育的期望。首都图书馆展示各种类型的藏本，正是为了清晰勾勒出明代刻本“内府—藩府—书坊—私刻”这一层次丰富、风格各异的刻书版式谱系。
原刻本与仿刻本对比
这部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（编号为04808号）沪深投，它不仅是首都图书馆的珍贵馆藏，更见证了一位杰出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命绽放，折射出明朝儒释道思想合流的大势所趋，亦以其精湛的物质形态，无言诉说着明代印刷文明所抵达的辉煌高度。那方朱红的“厚载之记”，依旧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，诉说着一位女性对家国天下的深切寄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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