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当“厚载之记”朱红方印赫然跃入眼帘,如时光封印一般,瞬间引人凝神注目。
这是明初内府精刻本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——仁孝皇后徐氏的心血凝铸,更是明朝宫廷刻书的艺术珍品。其蓝绫包背装原貌历经六百余年风雨,依然散发着内府精工特有的端严气韵,版式密丽如星罗棋布,字迹清晰锐利,无声述说着永乐年间宫廷刻书的至高规格。
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书影沪深投
此书背后,是一位传奇女子波澜壮阔的一生。徐皇后,开国元勋徐达之女,自幼便有“女诸生”美誉,博览群书,过目不忘。洪武九年(1376年)册封为燕王妃,靖难之役的烽火岁月中,她以非凡的胆识与丈夫朱棣并肩作战,在朱棣率军南下、北京城防岌岌可危之际,她与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,调度有方,稳定人心。其智勇双全,堪称历代贤后之典范。
展开剩余76%明成祖仁孝皇后像
明成祖朱棣像
永乐三年(1405年),这位文治武功兼备的徐皇后,在政务繁剧之余,以“举言以提其要,因事以著其实”为体例,博采儒、释、道三教圣贤劝善惩恶之言,编纂成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》。书中先罗列三教经典语句,以引言串联,随后附上历代传记中的善恶感应故事,并标注“感应”,使二者相互呼应。她采选群籍如《法苑珠林》《太平广记》《夷坚志》等,以直观的方式向世人传递“善恶之报,理有必然”的因果观念。
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书影
这种三教劝善思想的融合并非孤立现象,在明清小说中也颇有所体现,如《红楼梦》里疯和尚与疯道人结伴而行,便是三教并行的一种写照。这反映了当时三教并行的社会现象,也表明徐皇后希望通过融合三教的智慧,引导世人向善。
这部凝聚着母亲智慧与期许的书卷,最初只颁赐给她亲生的三位皇子:皇太子朱高炽、汉王朱高煦、赵王朱高燧。她在子女教育上倾注心血,既严且慈。朱高燧在后序中回忆,言行稍有失当,母亲便严词训导:“自古圣贤何尝如此?”;而当儿子离京归藩,母亲眼中含泪的离别场景,又令朱高燧悲泣不已。她曾向明成祖朱棣进言:“太子国家根本,诸王藩屏所寄”,要“简老成端正之士”辅之,此言深得朱棣的赞同。她期待以这部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》作为滋养皇子们德行的源泉。
永乐五年(1407年),徐皇后溘然长逝。痛失爱侣的朱棣,为了纪念她,命皇太子主持将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》大量刊印,颁赐群臣及各地府、县学,并郑重将其收入囊括古今的《永乐大典》之中。然而即便在朝廷大力推动之下,此内府初刻原本存世仍属凤毛麟角。
《永乐大典》书影
首都图书馆所藏的这本为内府精刻,版式密丽,仍保留着蓝绫包背装原貌,卷端钤有皇后玺印“厚载之记”,彰显了其不凡的出身,其珍稀性不言而喻。
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中的“厚载之记”钤印
此书在明代版式谱系中占据着独特坐标。它不仅是宫廷刻书(内府本)的杰出代表,其刊行之后,更催生了藩王府、书坊乃至私人书斋的各类仿刻。明朝藩王刻书之盛,实与朝廷“推恩令”政策息息相关——为防宗室觊觎皇权(朱棣本人正是藩王夺位),朝廷以丰厚物质条件鼓励藩王发展文艺乐趣。晋藩、蜀藩等刻书精良,形成了“藩刻本”这一重要门类;而私人刻本则多为家塾课本,承载着家族教育的期望。首都图书馆展示各种类型的藏本,正是为了清晰勾勒出明代刻本“内府—藩府—书坊—私刻”这一层次丰富、风格各异的刻书版式谱系。
原刻本与仿刻本对比
这部《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》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(编号为04808号)沪深投,它不仅是首都图书馆的珍贵馆藏,更见证了一位杰出女性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命绽放,折射出明朝儒释道思想合流的大势所趋,亦以其精湛的物质形态,无言诉说着明代印刷文明所抵达的辉煌高度。那方朱红的“厚载之记”,依旧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,诉说着一位女性对家国天下的深切寄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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